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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家火锅店味道确实不错，店家也兼顾了吃火锅耗时长的特点，对于超过一个时辰的客人，加收10铢之后，可以继续享用。
女人吃火锅确实比男子厉害，这跟一千多年后基本一致。刘闪上楼时，关银屏又点了一大堆东西，并且爽快地付了帐单。
刘闪发现，李夫人的情绪似乎好了许多。
雅间内，几名县府官员战战兢兢地回答了刘闪的问题。直到现在刘闪才知道，金满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，县级治所的官员“不敢管”、“不能管”、“管不着”的现象普遍存在。
刘闪也明白，这并不是各县官员的“不作为”！究其根本，除了治所的舍吏配置不足以外，“皇权不下县”是最重要原因。
奏代时设立郡县制，汉代沿袭了这种行政管理体制，地方的官员一般就是“郡守”和下一级的“县令”，当然，中央还会委派“刺史”和“州牧”。
太守，其实是对“郡守”的别称或尊称，太守的职责在于劝课农桑，平断狱讼，征租督赋，选贤举廉，典兵治安。
在秦、汉时期，太守是替皇帝巡守一方的大吏，相当于小范围内的天子。上与天子剖符，下得刑赏辟除，不但可以自由主持地方政事，支配地方财政，还可以征辟幕僚，有相当大的行政自主权。
在太守以下，“县令”就是最基层的中央委派官员。自从刘闪推行新政，逐步取消了各郡太守的征兵权限，“皇权不下县”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县，是代表着皇权统治的最低级行政单位，县以下的亭、里、村等行政单位多是宗族自治。
亭长、里正等官吏，多是乡绅、族长，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人担任，他们多是根据乡规民约处理矛盾、调节关系，而不是根据朝廷的律法。
虽说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这种最底层的“官员”承认皇权，但他们自己并不是朝廷委派，除了中央最看重的赋税、徭役之外，其他的工作就很难按朝廷的要求去完成，许多律法也很难落实到基层。
比如去年，刘闪征召五万百姓抢割魏国的军屯，或是前年征召百姓往秭归运粮，这些其实都属于“徭役”的范畴。与吴、魏两国不同的是，这种徭役不是强制性，并且能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。
正是由于刘闪的爱国教育起到一定的效果，再加上这是有偿的徭役，这就获得了县以下的“亭”、“里”官员的大力支持，征召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刘闪要求各地登记汉籍奴隶的数量时，各个世家望族或富户百姓，全都感觉到一丝不安。这项措施在成都周边区域取得很好的效果，但在各县的基层，偷报、瞒报的现象就层出不穷。
这样一来，各县官员就算知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，由于县域宽广，各县治所的舍吏有限，再加上他们上一级的“太守”手中无兵，郡、县官员就算想管也有心无力。
另外，就连刘闪都对各个世家门阀有所顾忌，郡、县级的官员就更不敢得罪他们。
综合这些原因，刘闪“解放”奴隶的各项律令，与世家望族甚至富户百姓的利益有了冲突，“皇权不下县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恐怕除了秦代以外，不论在封建王朝的哪个朝代，朝廷都很难控制“亭”、“里”这样的基层，也不可能在基层委派数以万计的官员。
在刘闪看来，“解放”蜀中的所有汉籍奴隶，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与徭役、赋税不相上，可惜，县级的官员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。
刘闪意识到，出现这些种种问题，其根本原因不是县级官员的“不作为”，而是制度的缺陷。
由于蒲圻县归汉还不到一年，江夏郡也没有全部被蜀军占领，这个郡仍被定义为“前线”，敢于到此上任的县级官员也算得上是“英雄”。
综合这些原因，刘闪并未为难或处治这几个官员。
“罢了，今天，你们就当一次记者。”刘闪冷冷地说道。
“记……记者……”几名官员诚惶诚恐地问道。
“呆会儿发生的事，三天内传遍全县，有没问题？”
“回禀刘公子，属下保证：绝对没问题！”几名官员拍着胸脯说道。
“你们先去街边吹吹风，凉快一下，再把汗水擦干。”刘闪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文钦，去把关樾叫上来，向宠在下面盯着就行；顺便看看隔壁那几个家伙，是不是玩得太嗨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”